我上周与一位进步派犹太朋友的谈话,我认为,代表了左派中发生的许多讨论。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对哈马斯在以色列南部的杀戮和绑架感到震惊和愤怒,但也强烈支持巴勒斯坦国,并对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的政府持强烈批评态度。
我的朋友对部分左派感到痛苦——是的,他们在网上非常直言不讳,但在更广泛的运动中只是极少数——他们不仅没有谴责哈马斯的暴行,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为针对无辜者的恐怖主义行为辩护,其中许多左翼以色列人在基布兹,他们渴望以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正义为基础的和平。对我的朋友来说,这种道德上的失败表明,反犹主义已经扎根于她长期认同的政治派别。
评论这种左翼内部的争议可能会扭曲政治利害关系,因为主流政界罕见地达成了共识,即哈马斯的恐怖主义是“一种纯粹的邪恶行为”,正如拜登总统在周二的有力演讲中所说的那样。对哈马斯的少量同情不会对美国未来的政治产生任何影响。重要的对比在于,拜登的回应在道德和战略上的严肃性,与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狭隘、精神错乱、只顾自己的咆哮形成了鲜明对比。也许,只是也许,考虑投票给前总统的美国人会更清楚地看到,让他重返白宫将是民主自杀的行为。
但自由主义者和民主左派的支持者喜欢为自己对不公正的敏感、本能的正派和区分能力感到自豪。将哈马斯的虐待罪行合理化,不符合这些标准。这样做也削弱了绝大多数左翼人士想要就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未来提出的论点。
没错,以色列多年来的右翼统治、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的扩张以及内塔尼亚胡政府对民主的攻击,已经改变了左翼势力的平衡。拜登等年纪较大的自由主义者(是的,我也属于这个阵营)对犹太人在以色列的家园的生存有着不可动摇的、根深蒂固的同情,同时也对巴勒斯坦人面临的不公正和痛苦感同身受。我们继续支持一个日益遥远的两国解决方案,正是因为我们希望犹太人的家园是民主的,我们希望巴勒斯坦人拥有自己的民主政府。
但是以色列的毁灭将是一场道德灾难,哈马斯渴望这样的结果。
与西岸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和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公民不同,哈马斯是明确的反犹主义者,除非以色列灭亡,否则它不会接受任何东西。内塔尼亚胡认为,他可以控制哈马斯,同时无视巴勒斯坦人,而巴勒斯坦人,就像许多在南部被屠杀的以色列人一样,愿意为和平承担风险。遏制哈马斯和优待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的策略以一种糟糕而悲惨的方式失败了。
内塔尼亚胡一手策划的以色列急剧右倾,削弱了美国年轻人对该国的支持。这些越来越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中,大多数人都拒绝支持哈马斯,但在拜登和我那一代之后出生的人当中,对以色列的自由主义同情基本上已经消失了。如果说哈马斯可耻的袭击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民主党关于需要保护以色列免受大规模恐怖主义侵害的共识,那么对以色列定居点政策和拒绝与巴勒斯坦人自决要求接触的潜在反对仍然存在。
这些创伤性事件所带来的冲击,应该让每个人在道德现实主义的基础上重新评估。正如我在《华盛顿邮报》的同事马克斯?布特(Max Boot)上周所言,问责的必要性最终会导致内塔尼亚胡下台。尽管以色列的支持者支持以色列的自卫权,但在中东有长期经验的分析人士,包括《纽约时报》的托马斯·l·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和《邮报》的大卫·伊格内修斯(David Ignatius),都对在加沙的过度扩张发出了警告。我曾在上世纪80年代的黎巴嫩战争中与他们一起报道,并向他们学习,因此我和他们一样,对那些承诺永远解决冲突的宏大军事计划持怀疑态度。我们在中东看到太多这样的承诺落空了。拜登在他的演讲中呼吁人们关注道德义务,这一点是正确的,即使在正当的自我保护战争中也是如此。
左派不应该停止为巴勒斯坦人争取正义。以色列的中间派和左派不应该停止要求永久搁置内塔尼亚胡削弱该国司法机构的计划。但恐怖主义不会创造一个更民主的以色列,也不会让巴勒斯坦人实现自决。巴以争端充满了模棱两可和相互冲突的道德主张。但哈马斯的所作所为却不能这样说。正如拜登所说,它的行为毫无疑问是邪恶的。